媒体：稀土对芯片，中美关税战延伸至非关税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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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应对关税战？

　　对中国而言，应对眼前这场关税战，对外一定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和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让特朗普孤立中国的企图落空。对内，除了已经在做的股市、债市、汇市稳定措施，建议政府在实施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加快节奏、加大力度，从而更好地以内需扩张对冲外需下降。

　　4月9日，特朗普宣布将对华“对等关税”增加到125%，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则暂缓90天，这期间适用10%的基础关税。这是特别阴损的一招，意图抓大放小，孤立中国。

　　美国是世界最大进口国，货物加服务，2024年美国共进口4.11万亿美元，许多国家都依赖美国市场，这是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底气所在。

　　货物加服务，2024年中国共进口3.25万亿美元，比美国少8600亿美元。从扩大朋友圈的角度，中国得尽快缩小这个差距。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每年比美国多进口8600亿美元，那会是什么局面？当美国想孤立中国的时候，各国的心态跟现在又会有何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9922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顺差总额的41%，这说明全球市场对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有强烈需求。但这不意味着外国商品对中国就可有可无。中国虽然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别国仍然有大量我们造不出来，或造得不够好的商品。且不说那些我们还在努力产业升级的高端工业品，哪怕日常生活用品，也有无数值得我们买的好东西，比如印度的胡椒粉、巴基斯坦的玫瑰盐、日本的马桶盖、德国的厨房刀。我们购买这些商品，既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改善别人的生活。有买有卖，互惠互利，关系才能和谐持久，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4月9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中国政府申明：目前的贸易格局是各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所决定的，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相反，中国一直在积极扩大进口，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实际上，这一立场中国政府十几年来反复申明，在此期间，中国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第三大进口市场。

　　如今，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中国正好顺势加速扩大进口，从而为那些不甘美国霸凌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替代选择。

　　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已经从2001年的15.3%降至7.3%，虽仍高于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已属最低水平，显著低于印度（19%）、巴西（31.4%）、南非（19%）等发展中大国。近日，有多位专家建议，中国可将关税税率降至0，美国除外。一步降到0有些激进，但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不仅有利于眼前的贸易战，还有利于中国企业未来的全球化布局。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该提升贸易便利度，加快标准认证、报关通关、检疫检验速度，让进口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变得更加方便。

　　中国与前五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超过中国贸易总额的一半，它们分别是东盟十国、欧盟27国、美国、韩国、日本。其中东盟韩日和中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RCEP是个准自由贸易区，里面90%的货物贸易已经是零关税，中国可以继续推动RCEP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

　　稳定并升级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对中国意义重大。欧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区，2024年进出口总额8.3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7.30万亿美元和中国的7.22万亿美元。中欧若能携手，特朗普的关税战必输无疑。中欧携手的最大困难是欧盟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高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2024年，欧盟对美国出口6199亿美元，贸易顺差2034亿美元；对中国出口2895亿美元，贸易逆差2123亿美元。对此，中国一可以扩大与欧盟的服务贸易，这是欧盟的强项，有助于贸易平衡；二可以更多赴欧盟投资建厂，变商品出口为本地生产，这也有助于贸易平衡；三可以启动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中欧经济结构互补，自由贸易是双赢之道；四可以升级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这是欧盟的核心关切，也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2018年以来，中国在贸易多元化方面成就斐然，对美出口依存度从19.2%降低到14.7%，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份额从不足三成增长到超过五成。但若中美贸易额急剧下降，对美出口的损失暂时不太可能靠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来弥补。就未来而言，中国的重点不只是如何增加出口，而是如何扩大内需。想象一下，如果原先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数千亿美元商品涌向其他市场，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事实上，没有一个市场经得起这样的冲击，它们势必竖起对华贸易壁垒，甚至倒向美国。

　　扩大内需当然是一项长期任务，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应对关税战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社会本来就对经济前景预期偏弱，再叠加关税战冲击，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都会变得更加谨慎。此时，应对措施一定要迅速，通过重拳出击，阻止经济衰退的预期自我实现。

　　5月7日、8日，国务院新闻办连续举办发布会，央行等部委介绍了一揽子稳市场稳预期的金融政策；国家发改委等部委介绍了《民营经济促进法》相关情况，这部法律5月20日实施，将以法治的稳定性增强民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财政部部长也在《求是》杂志撰文，表示应对关税战，中国财政政策有巨大空间，关键是紧扣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结合起来。

　　此时可以考虑设立特别援助基金，帮助那些因失去美国市场而难以为继的企业、家庭和个人。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从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中划拨。2024年，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利润4.35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2.6万亿元，此外六大国有银行归母净利润超过1.4万亿元。但2024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显示，当年的利润收入只有2056亿元。各级政府可以适当提高国企利润的上缴比例，用于设立特别援助基金。

　　还可以考虑加快实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内需扩张对冲外需下降。并且下一步的政策重心要向“投资于人”倾斜，让居民直接受益。具体建议如下：

　　1．降息。5月7日央行宣布下调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预计将引导市场利率同步下调至3%和3.5%，仍有相当大的降息空间。截至2024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56万亿元，降息一个点，就能让企业和居民节省2.56万亿元的利息支出，对企业扩大投资、居民扩大消费有巨大的提振效应。世界经济史上，多个国家都曾以零利率应对经济的非常时期。中国当下的市场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3.1%，5年及以上贷款利率为3.6%，同时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生产者价格指数）都是负值，有相当大的降息空间。

　　2．减税。以此减轻居民和企业的财务负担，增加可支配资金。经过多年的减税降费，中国整体税负已有明显下降，但仍有下降空间，政府支出占GDP的三分之一左右，显著高于美日等国，接近高福利的西欧国家。这是因为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少直接发展经济的角色。因此，无论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有相当大的下降空间。例如个人所得税，多年来一直有专家呼吁将起征点从月收入5000元提高到1万元，将最高税率从45%降到30%以下。

　　3．清欠。价格战和长账期是中国营商环境的两个毒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基本商业伦理，国际通行的账期最长是三个月，国内动辄一年以上，拖垮了无数中小企业，而它们正是就业的主渠道。拖欠账款不止企业之间，政府更是拖欠大户。这是多年积弊，国务院在2020年7月曾专门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但是收效甚微。好消息是，全国人大已经安排了4.4万亿元的专项地方债，其中一个重要用途就是清欠。《民营经济促进法》对此也用了四条、500多字来予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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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更加平衡

　　特朗普政府有底气发动关税战，靠的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大进口市场。2024年，美国进口4.11万亿美元，欧盟进口4.08万亿美元，中国进口3.25万亿美元，中国的进口市场规模是美欧的80%左右，相差不是很大。

　　但若以人均衡量，差距就有些扎眼。美国人均进口额1.25万美元，欧盟人均进口额9067美元，中国人均进口额2321美元。美国是中国的5.4倍，欧盟是中国的3.9倍。

　　再来看人口规模，美国3.4亿人，欧盟4.5亿人，中国14亿人，中国是美国的4.1倍，欧盟的3.1倍。2024年中国的人均GDP是欧盟的三分之一左右，只要中国的人均进口额达到欧盟的三分之一，中国的进口市场就能反超美国1200亿美元。

　　但是做不到。做不到不仅因为中美欧的发展阶段不同，还因为三方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不同——美欧以居民消费为经济增长主驱动力，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比例要低得多。

　　2023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7.5%，GDP占世界的17.4%，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0%，居民消费占世界的11.4%。这就是中国经济复苏不够强劲的一个症结所在——生产远大于消费，必须依赖外需，202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到全球贸易顺差的41%。但随着全球化逆转，出口阻力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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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中的绿线是从2001年到2023年的中国人均GDP增长，人均GDP是每人每年新创造的财富，这个指标23年间增长了10.4倍，从8818元，涨到了91800元。蓝线是同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代表新创造的财富中，属于居民的部分是多少。这个指标从2001年的4212元，涨到了2023年的39218元，涨了9.3倍。

　　9.3倍vs10.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但差得似乎也不是很多。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增速，而在结构。上图中的黄线——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2001年是47.77%，2023年降到了42.72%。也就是说，GDP中属于居民的部分只有四成多一点。

　　红线是居民消费率，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从2001年的45.52%，降到了2023年的39.13%，属于世界最低序列。红线和黄线之间的差额，就是居民的储蓄和投资。20多年间，这个差额整体上不断扩大，客观上导致部分居民越来越不敢多花钱。

　　再比较一下美、日、德三个发达国家和越南、巴西、墨西哥三个发展中国家，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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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柱子是可支配收入，绿色的柱子是GDP，上面的数字是占比。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是墨西哥，87.11%；巴西是75.89%；越南是57.04%；日本是67.21%；德国是67.36%；美国是73.90%；中国是43.15%。不管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发展中国家比，中国GDP中的居民占比都严重偏低。

　　再来看居民消费率。最底下紫色那道线是中国的，最右边的数字是各国2023年的居民消费率。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39.13%，是七个国家中最低的，比德国低10.8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6.45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77个百分点，比越南低15.45个百分点，比巴西低24.2个百分点，比墨西哥低31.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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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由四部分构成：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资本形成主要反映投资力度，它是企业和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再加上企业的存货，资本形成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居民的购房开支。买房在统计中被视为投资，租房被视为消费。

　　下图是中国GDP的构成。红线是政府消费率，最高的是2020年，17.13%，最低的是1988年，12.50%；紫线是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是1983年，53.50%，最低的是2010年，34.33%；蓝线是政府居民加总后的最终消费率，最高的是1983年，67.45%，最低的是2010年，48.91%；橙线是资本形成率，最高的是2011年，46.66%，最低的是1983年，31.93%；灰线是货物贸易净出口率，最高的是2007年，8.84%，最低的是1996年，1.41%；黄线是服务贸易净出口率，最高的是1995年，-0.11%，最低的是2017年和2018年，-2.06%。在有数据可查的29年间，中国服务贸易只有1996年和1997年是顺差，其余年份均是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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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型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资本形成占GDP比例超过40%、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低于40%的。这种结构之下，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老百姓挣得少花得也少，体现在增长动力上，就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足。

　　下面这张图反映是最近20年民间投资的月度同比增长情况，可以看到，增长率从2005年2月最高点的87.43%，一路下滑到趋近于零。近年来中国GDP构成中的高资本形成率，主要靠政府和国企投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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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后发国家，工业化加速阶段由投资驱动是好事，这意味着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走完人家一两百年的路，德国、日本、韩国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这些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最低的时候也在50%左右。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数十年来投资占比较高，消费占比，特别是居民消费占比不够高，但是投资厂房机器、道路港口、广场公园，最终目的还是改善人民生活，经济长期由投资驱动，意味着经济增长并未同步改善民生。

　　当然，消费率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过高意味着储蓄率过低，意味着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不足，这不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中国经济的问题，第一是消费率长期太低；第二是储蓄率虽高，但政府和国企过多担当投资主体。这既影响投资效率，也很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所以，下一步中国最该做的事情就是提高居民收入。老百姓兜里的钱多了，自然会增加消费，内需自然会扩大，中国也自然会逐步变成一个全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从而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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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居民收入增长

　　提高居民收入，首先要转变重生产轻消费的旧观念。形成这个观念是因为中国曾长期处于短缺经济。但时移势易，中国早已是世界工厂，主要矛盾也早已变成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补上消费需求不足的短板，意味着中国经济从单引擎驱动变成双引擎驱动，增长动力会更足、发展前景会更好。

　　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增幅曾长期慢于经济增幅。1993年-2007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 年均增幅 10.5%，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幅7.9%，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幅 5.4%。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 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 规划《纲要》设定了“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列为独立的核心指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目标，并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23年、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提高居民收入列为重点工作，2024年还提出要“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2012年之后，GDP增幅与居民收入增幅基本持平，12年间有6年GDP增幅略高于居民收入增幅，6年居民收入增幅略高于GDP增幅（见下图）。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万元，是2010年（1.25万元）的3.3倍。但居民收入的基数太低，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又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因此居民收入的GDP占比仍然偏低。现在急需一个加速居民收入增长的顶层设计，这方面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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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年均增长7.2%，十年内实现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翻倍，缩小与欧美国家的差距。

　　1950年代末的日本，产业结构偏轻，技术水平落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居民收入偏低，经济靠出口拉动，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又面临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同时失业增加，劳资冲突不断，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总之问题一大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池田内阁的综合对策，但以国民收入冠名，因为池田内阁认为经济增长是手段，改善国民生活是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一直快于国民收入增长，就会形成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个认识，池田内阁在收入侧主要实施了四项政策：第一，涨工资。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春斗”制度，就是每年春季让劳资双方谈判工资增长；第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961年起推行全民医疗保险，同时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第三，减税。从1961年开始，每年个人税和企业税共减少1000亿日元；第四，推动出台《农业基本法》，保障农民收入增长。

　　以上四点旨在推动国民收入增长，池田内阁对国家经济增长也同等重视，可谓两手抓两手硬。池田内阁的经济增长政策主要有八项：第一，产业升级，从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迈进；第二，技术升级，大力引进欧美先进技术；第三，基建升级，大力建设高速铁路（新干线）、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第四，消费升级，推广分期付款的消费信贷，推动彩电、空调、汽车这“三大神器”普及；第五，推动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帮助中小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第六，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推动工业分散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第七，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农村劳动力，加速城市化；第八，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培养技术人才，支撑产业升级。

　　池田内阁在增长侧的做法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及，就是每年扩大公共投资1000亿日元，同时减税1000亿日元，从而一手拉动经济增长，一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收入侧和增长侧双管齐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七年即告完成。1961年到1967年，日本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GDP年均增长10.7%。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日本人口也超过1亿。1965年-197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1.8%，国民收入同步增长。日本政府骄傲地宣称：日本已经实现了“一亿总中流”，全民中产阶级化。

　　从1956年到1973年，18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0.2%。196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395美元，到1973年增长了8倍多，达到3264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请注意，这是人均国民收入，而不是人均GDP。

　　1974年-1985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年均4.3%，国民收入增长大致同步，日本稳居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也得到巩固。日本国民收入差距不大，基尼系数只有0.30左右。1991年之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社会能够保持稳定，这要归功于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经济增长是手段，改善国民生活是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一直快于国民收入增长，就会形成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池田勇人1960年说的这番话，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我们急需一个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024年中国GDP是135万亿元，未来十年若能保持5%的年均增长率，到2034年就是220万亿元。届时消费率若能达到55%的水平，那么中国就有一个121万亿元的消费大市场，是2024年的3倍，超过美国和欧盟的市场规模。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想在未来十年翻倍，年均增长就要达到7.2%，超过GDP增幅2个百分点，这是对过去欠账的补课，中国也有能力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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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国强民富

　　中国要转型成一个消费驱动、国强民富的经济体，有三件事最值得做。

　　首先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第一步是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下表是各地2025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广东、北京，在2500元上下；最低的青海只有1880元。最低工资标准当然不能搞成福利，但也不能太低，它的含义是让就业人员维持基本生存。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种一线城市，居住等各种生活成本较高，笔者认为，把最低月工资定在5000元左右比较合适。

　　这些年各方面也多次提及增加居民的储蓄、房产、证券等财产性收入，这完全正确，但也要清楚，工资收入仍然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和中低收入群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工资收入不提高，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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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加快政府职能转换，调整财政资源的某些错配。中国的整体税负，税+费+政府性基金，占到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中国又不是一个高福利社会，这意味着财政仍然是建设性财政而非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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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柱子是中国GDP，橙色柱子是各级政府的公共预算支出，蓝色柱子是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2007年，各级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是5447 亿元，占当年公共预算支出的10.9%；2023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14.5%。但横向比较，仍在世界最低序列。在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事业的部分占到25%以上，高福利国家更是占到一半左右。

　　民生支出比例低是因为钱花在了建设上。现在政府虽然不大量开办国企来搞建设了，但仍然通过政府性基金投资产业项目，其中包括很多充分竞争型的产业项目，这占用了巨额财政资源，效果也未必良好。如果在这些建设投资上后退一步，就有相当大的减税空间，就能实质性地增加居民收入。

　　中国自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能做的，就要尽可能交给市场。

　　市场经济匹配公共财政，计划经济匹配建设财政。中国转型市场经济已经30多年了，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财政转型仍需提速。如果政府过多扮演企业角色，这一方面会导致对市场的挤出效应，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资源必然不足，会导致对消费的压抑，因为老百姓就得自己多储蓄来准备未来的养老、医疗和失业，这也不利于扩大内需。

　　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着手解决。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加快居民收入增长。强化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将政策资源更多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

　　第三是加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020年7月，中央审时度势，首次明确提出双循环战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当下的国内国际局势下，这一战略显得更加重要，更需要加速全面实施。

　　中国有14亿人口，经济发展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有着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只要应对得当，以内循环为主也完全能够支撑经济发展。历史上，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很低，主要靠内需实现了超法赶英，到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工业革命200多年，人类生产力突飞猛进。当今世界，相比供给，需求是更加稀缺的资源。需求多寡决定市场规模的大小，人多市场未必大，经济落后，人就没有消费能力，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是典型。现在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印度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00美元左右，尚无法成为超大市场。

　　全世界具备超大规模市场条件的地方只有三个：美国、欧盟和中国。前面讲到，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1倍，欧盟的3.1倍，但市场规模却比它们小。这除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形成美欧那样的统一大市场。欧盟是个松散的非主权国家联盟，但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省际壁垒，超过了欧盟的国家间壁垒。这几年《财经》记者做了不少采访调研，很多外贸企业提到，做国内市场有时比做国际市场难，各种营商成本高，有些地方信用环境也不够好。

　　对此中央有着清醒认识。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又颁布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指引中有一条内容特别重要、特别有针对性，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全面取消居民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障的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在不同地区间的转移和接续。

　　过去几十年，城市化一直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截至2023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为48%，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这既不利于常住人口安居乐业放心消费，也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平权，已是当务之急。

　　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统一大市场的首要特征就是劳动者权利的统一。我觉得深圳当年的口号非常好，不管你来自哪里，“来了就是深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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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08年以来中国成就斐然，已经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保体系。参与权，也就是社保覆盖率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例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已达到95%；统一性，也就是跨区参保、异地结转的问题也解决了一半，省内统筹已经实现，正在迈向全国统筹。接下来的重点和难点是公平性问题。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23年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月人均3090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6148元，而农村居民月人均只有217元。

　　前不久，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呼吁，各级财政每年投入1万亿元，将农民的养老金提高到每月2000元-3000元。李稻葵说，仅在1950年-2006年期间，农民通过上缴公粮、土地征收等诸多方式，就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贡献了超过30万亿元。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该补偿对农民的亏欠了。果能如此，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也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归根结底，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国民福祉，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内需不断扩大，无论美国现在或未来挑起什么样级别的关税战，中国的应对都会更沉着，发展也会更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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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宗宪：中美谈判风格不同，中国用道义“硬刚”带来示范效应

2025年05月18日 18:16 新浪新闻综合

　　来源：直新闻

　　随着《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的发布，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瑞士日内瓦取得初步共识。中美经贸牵头人与各自率领的团队在微风和煦的户外边走边谈的照片传遍全世界，“中美似乎也没有那么剑拔弩张”是外界对这组新闻摄影的普遍解读。中美选择在日内瓦磋商是个很妙的决策，一方面因为瑞士“中立国”的地位历来是“对等谈判”的超脱场域，另一方面当然因为世贸组织总部恰好设在日内瓦，也让这场中美博弈多少带有一丝“对簿公堂”的隐喻。

　　中美取得初步共识，关税水平回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节点，90天的豁免期却也像个滴答作响的“倒计时”，预示着更激烈的博弈仍在后头。国际舆论审慎乐观，认为“中美终于坐上了谈判桌，但这场战争远未结束”。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企业纷纷抓住难得的“交锋间歇期”密集囤货，以致于中美货运航线拥挤不堪、码头“无箱可用”，一度冷寂的旧金山码头仿佛原地复活。

　　中国用“对等反制”击溃了美国的“对等关税”图谋，也为世界带来了“抵抗红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种“示范效应”面前找到了捍卫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确途径：勇于亮剑反制，要打堂堂之阵。但也正如毛主席当年的金句：“在胜利面前只能高兴一秒”，艰难险阻仍在前方。

　　关税博弈，风云变幻，我们不由地想到“一带一路”这个答案，它的含金量在这百年变局之中再次凸显。直新闻团队特派记者辛泽铭、金子尧赶赴古丝绸之路起点城市西安，专访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冯宗宪。

　　冯宗宪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商务部全球价值链咨询组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从1986年至今，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相关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近40年，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冯宗宪还是西交大“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著有中国与“一带一路”发展系列研究丛书。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各国合作发展，抵御关税战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71岁的冯老先生就像一部行走的数据库，博闻强识谈笑风生。偌大的地图在他面前宛如一本掌中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星罗棋布，那是新时代“丝路人”魂牵梦萦的报国宏愿。

　　以下是专访实录，冯宗宪先生分析了“倒数90天”里中美要谈、能谈、该谈的领域，他还谈及中美谈判风格、节奏的差异以及对中国谈判策略的建议，耐心看完必有所得。

驻在平安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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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冯宗宪接受直新闻特派记者辛泽铭专访。

　　直新闻：随着《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的发布，这一轮中美关税战似乎迎来了转机，我们分析联合声明发现，中美采取了“对等降税”的方式。如果说过去一个月的关税对垒是“你进一步，我进一步”，那这一回中美之间“你让一步，我让一步”的互动，传递了什么信号？

　　冯宗宪：大家对中美贸易会谈的评论普遍是“出乎意外”，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美方想要谈判解决问题，那必然就要妥协退让。

　　第一轮可能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硬刚”，你加多少我就反制多少，奉陪到底。第二轮我们说“谈，大门敞开”，那么第二轮最后从中方记者会上，我们听到的信息就是互相尊重、平等协商。这个时候就是“对等交易”了，你让多少我让多少。想要谈判有结果就必须有彼此的让步，目的就是要共同维护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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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新闻：双方各降115%，幅度超乎外界预期。此前特朗普政府把调门提得那么高，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妥协退让？

　　冯宗宪：表面上看，谈判由两国负责国际贸易、经济政策的官员以及法律专家等进行，但实际上，背后是有很强的国内政策、国民意志的反映。

　　美国有政党、利益集团、选民。其实特朗普从2月份提出对全球加税后，已经喊了50多次要修改、暂停或者豁免，他不可能不顾及选民的利益。如果一味加关税，农民拿不到订单，大豆卖给谁？小麦卖给谁？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大买主，自新中国跟美国建交以后，农业贸易就是双边贸易非常重要的基础。历史上美国每次跟我们打贸易战，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农业就是它不能动的“神经”，哪一个总统都得“掂量”。农业是个很特殊的产业，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产业，大家都要吃饭，所以农产品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所以美国农民虽然人少，但是能量和影响很大。

　　此外还有党派斗争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中期选举经常可能改变美国国会的政治版图。特朗普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民主党上来，一旦被民主党掣肘，那他这套做法可能就行不通了，他和内阁成员就要面临无休止的内耗。

　　直新闻：当然，我们也在联合声明中看到了“90天”这个限定，这似乎意味着，与许多跟美国达成初步协议的国家一样，这只是一场“长达90天的休战”，西方媒体使用了一个标题是“中美终于走上了谈判桌，但这场战争远未结束”。您对此有何展望？

　　冯宗宪：90天对外贸来说是个窗口期，逼得商家可能要大量囤货，因为你要考虑最坏的情况。特朗普也对记者说了，如果90天没谈成，他还是要加高关税。当然这也是一种谈判手段，也是威胁，但是谈判就是需要一个期限，如果马拉松式地慢慢谈那大家也都受不了。

　　而在这90天里面，中美要谈、能谈、该谈的领域有很多。如果大家谈得比较融洽，我们就要争取“早期收获”，就是说把好看的、便于操作的拿出来先谈成。比方说，美国如果把好解决的芬太尼关税取消了，我们也可以把反制措施取消了，这就是一个可以马上端上来的成果。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次中美日内瓦会谈，实际上也涉及了芬太尼问题，据说也取得了进展。

　　再下一步，它可能还会要求我们去买更多的美国粮食、石油等商品，这些我们可以做一些取舍，因为我们进口的大宗商品，本来就是谋求多元化供应渠道，不能挂在某一个国家上，这样容易受到约束。那么我们也可以对美国说，如果你愿意放开一些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那我们可以更多地买农产品，就看你干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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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新闻：对于未来的中美谈判，我们该如何管理预期？

　　冯宗宪：谈起来自然是好事，但是谈判肯定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多回合博弈。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给谈判增加了一些障碍。美国商务部13日发布指导意见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使用华为的昇腾人工智能芯片都会违反出口管制规定。它这就是长臂管辖，管辖到第三方使用华为的芯片，这明显是针对我们的科技前沿、产业发展与国际合作的。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美国还在跟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它有一个策略就是给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合作当中打进一个楔子。各国都可以谈这没问题，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们要按照WTO非歧视、透明度的原则，不能伤害中国的利益。你一旦伤害中国利益，我可能就要反制，这是我们的红线、底线。

　　所以我预计谈判不会那么顺利。关键是特朗普本人也比较多变，在他第一任期期间中美进行谈判，经常是前脚才有一个重大进展，后脚又变了，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么快有进展，那就要“得寸进尺”再提点别的。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保持冷静观察，把握节奏。大家如果都愿意秉持解决问题、平等相待的原则，那迟早还是能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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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新闻：中美双方在谈判时有怎样不同的风格与策略？

　　冯宗宪：特朗普喜欢亲自下场，喜欢强调与别国元首直接通话。好像这样就能显示他有很大“魔力”，仿佛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跟他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们是先积累善意建立信任，有共同意愿后各工作层级再具体对接，然后再是领导人拍板认可。

　　直新闻：有观点认为，在这一轮“特朗普关税战”开打之初，中国的坚决抵抗给世界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激励了许多同样被美国霸凌的国家奋起反抗，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为世界带来了某种“抵抗红利”。那么随着中美在日内瓦会谈中取得了初步共识，是否也在更大程度上印证了“妥协退让毫无用处，坚定守住就有希望”这句话的含金量？您怎么看待这种“抵抗红利”，中国是否发挥了“示范效应”？

　　冯宗宪：尽管我们是世界范围内少有的“硬刚”国家，但是也给其他国家树立了“示范效应”，就是说你要具备实力和道义跟它“硬刚”，那刚也就刚了，它最终还是要来跟你谈。

　　中国的立场和做法不仅代表中国，还代表新兴力量的崛起，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全球南方。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发展目标也有共同的处境，就是经常受到西方的打压，所以要团结起来共同抗争，不能各自为战，那样会被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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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新闻：翻看美国历史我们发现，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胡佛就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向世界各国征收关税。但最终的结果不仅没有扭转经济下行的颓势，反而加重了萧条，更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关税战。都说太阳底下无新事，特朗普以及他的幕僚们难道不清楚这段历史吗？美国人民的长辈们已经为“关税战买过单了”，为什么特朗普依然觉得这一招是管用的？

　　冯宗宪：历史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美国在1930年实施的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法案的初衷是保护美国农业和工业，通过提高关税来减少进口，防止外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然而将20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引发了一场全球贸易战，导致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例如，在关税战后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暴跌，大量农场主破产；工业方面，虽然关税提高了，由于许多工业原材料依赖进口，关税的提高使得原材料成本上升，增加了国内工业生产的成本。此举导致各国纷纷效仿美国提高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壁垒不断加高。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3年，世界贸易总额萎缩了约60%。

　　这里还有必要回溯一下更早之前的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他是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年在任），据说也是特朗普总统崇拜的一位总统。其任期内的政策以经济保护主义、金本位制和海外扩张为核心，对美国19世纪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麦金莱政府大幅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平均税率达46%），以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免受外国竞争。麦金莱的政策体现了19世纪末美国从“孤立主义”向“扩张主义”的转型：经济上依赖保护主义和金本位制，外交上通过战争和殖民手段争夺全球影响力。麦金莱时期的一些举措和政策理念与特朗普有相似之处，如希望通过关税武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相契合。

　　直新闻：您是研究国际贸易的，对国家间设置贸易壁垒保持长期观察，那么在您看来，国际贸易格局被强行一分为二，最终形成两个经贸朋友圈，彼此之间是贸易壁垒的高墙，这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先例吗？这种逆全球化的动机，是否符合经济学逻辑？

　　冯宗宪：特朗普他的主观目的很清楚，就是美国优先，带有很强的霸权主义思想。他怎么折腾都可以，而不在乎其他国家利益，哪怕把你折腾破产了他也不管。但我们经常讲，贸易是一个合作的事件，大家都要获益，不能说你完全获益不管别人，那不叫贸易那叫掠夺。要是欧洲或者其他国家也像它那样，那就天下大乱了，那就成了诸侯纷争，春秋战国了。如果他还不改变，那现实世界就会被划分为两个体系，或不同阵营，美国自成一派。

　　然而更多的国家、理性的国家都还是认同并坚持世界贸易体系的规则，即便有问题分歧也可以协商谈判解决。中国的立场就是这样，欢迎多边合作，团结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例如最近我们看到的中国-拉共体合作机制，还有金砖机制、上合组织、中国东盟10+1、中非合作机制、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等。因为中国强调，我们在联合国的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个立场是很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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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新闻：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2周年，您是研究丝绸之路的专家，据您的观察与了解，中国的这个倡议在过去这些年是如何造福沿线国家的？能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一种对冲？

　　冯宗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一年，美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就是想封堵中国的海权发展和海权利益。所以我们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又在印尼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在前十年的“一带一路”整体设计框架叫“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在政策、设施、贸易、金融、民心等方面推进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倡议提出12年，雅万高铁、坦赞铁路、中老铁路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以及诸多小而美项目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10年内，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进行了3000多个项目建设，提供了40多万个就业岗位，带动了近4000多万人脱贫。近年来，随着我们的光伏、太阳能、风能、新能源汽车走出去，还形成了“一带一路”绿色化的特点。

　　实际上，中美贸易和“一带一路”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前五年或者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初期，美国还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我们跟美国、欧盟的贸易量基本都是数一数二的。而现在出现了转换，我们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202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22.1万亿元，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0.1%，中国和美国货物贸易额为6883亿美元，占比11.17%。

　　这说明“一带一路”是我们对冲美国干扰中美贸易一个重要的手段，它要把“对等关税”作为武器的话，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回旋余地在哪里。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你只发展轻工业，发展纺织品那是越多越好，但它不能容忍你在它有比较优势的这些产业也发展起来，甚至超过它，比如大飞机、半导体、人工智能，因为这是它发展的命门。但是我们肯定不能止步于轻工业，我们也有雄心壮志，美国没有权力阻挡中国的发展。发展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美国是大把花钱，那我们发展中国家也有我们的道路，也可以后来居上。“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就是这样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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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新闻：“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抵御关税战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未来还有哪些重要增长点？

　　冯宗宪：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六条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西安位于我们国家的几何中心位置上，从西安开出的中欧班列，开行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4，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现在还有一个重大发展的利好消息，我们国家最长的包海高铁即将要通车，从包头经过西安一直修到海口，贯穿南北八个省份。如果这条铁路一通，它就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又连接起来了，将六大经济走廊连接三条。横贯八省，北接蒙古和俄罗斯，南达东南亚，实现海陆贯通。

　　中国西北部相邻的中亚地区和南部相邻的东南亚地区，这两个地方都分别有4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以及中亚地区7500万人口，东南亚6.5亿多人口的市场，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周边市场。像西亚、中亚这块方向，以“能源贸易+陆权”为核心，是中国向西开放的稳定后方，不断地输送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还有粮食；东南亚方向，以“加工贸易+海权”为核心，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前沿枢纽，又是我们加工业的外迁合作基地，是“走出去”很大的市场。

　　继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发挥示范效应后，中越标准轨铁路建设还将进一步助推东南亚市场发展。此外，目前时速120公里的中欧班列，未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速。这些都将助力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的提质升级。

　　“一带一路”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发展倡议了，从区域辐射到全球联动，从单一维度到多元共生，它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倡议，倡议开放包容、非排他性。那就是说，世界各国，无论谁愿意来，都可以参加共建；美国人愿意来，当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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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卫视直新闻摄制组与冯宗宪团队合影

　　记者丨辛泽铭、金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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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税博弈40日

2025年05月25日 18:52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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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天暂停期带来一时风平浪静，全球贸易环境依然动荡不定。企业开始筹谋应对长期贸易动荡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孙颖妮

　　编辑|王延春

　　全球贸易遭受前所未有的关税冲击，中国外贸人的日常却显得平静。

　　40日以来，中美关税博弈起起伏伏、信号难以捉摸，董纯决定“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董纯是东亿洋山科技公司的总经理。这家深圳公司，主要出口咖啡豆烘焙设备，美国是份额最大的市场，占比达到35%。设备也同时出口到东南亚、欧洲、沙特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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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全球发起关税战，将各国对美国出口关税提升10%，并对中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约60个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此后，美国对华关税连连攀升，最高至令人难以置信的145%，董纯和美国客户一度都蒙了。

　　董纯先是做了初步预判：一台最便宜的咖啡烘焙设备售价3000多美元，加征145%的关税之后，价格达到7000美元到9000美元。大多数客户难以接受。“什么也做不了。关税增幅对于产品而言，降价也不现实。”买卖双方陷入了迷茫之中。

　　情势很快出现反转。董纯发现，一台德国产的咖啡机设备价格大概1.5万美元至3万美元。美国客户只是因为关税政策的动荡不定、延迟购买，并没有完全放弃中国产品。东南亚地区和越南的咖啡机设备品质极差，中国产的咖啡机设备其他地区没法替代。

　　始料未及的还有中美会谈的转向。5月12日，中美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美国承诺在2025年5月14日前，将4月2日以来向中国加征的125%关税降低到34%，其中的24%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只保留剩余10%的关税。中国则宣布同步取消91%反制关税，对美方34%的关税暂停24%反制措施，保留10%。

　　李二桥一度猜测，有的美国客户是不是提前获得了风声？他是浙江义乌双童吸管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成立31年，是全球最大的饮用吸管生产企业之一。“五一”节后，关税还没降下来前，一部分客户就通知他们，现有的订单恢复生产。这些年，双童吸管的出口贸易大多签订FOB（离岸价）价格条款，以到港口价格为准，关税费用主要由客户来承担。

　　无论如何，90天的谈判窗口期，让中美双方都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时机。美国客户抓紧时间补货、催单。贸易追踪机构Vizion公布的数据显示，中美互降关税后，从中国到美国的集装箱运输预定量飙升近300%。货运公司Flexport首席执行官瑞安·彼得森（Ryan Petersen）表示，“大量的积压迫在眉睫，船只（舱位）很快就会售罄。”

　　高昂的关税税率仍然盘旋在中国制造企业的头顶。光大证券估算，2024年美国平均对华进口税率约为17.1%。如果再加上2025年新增的30%（10%对等关税+20%此前关税），目前税率水平大概在47.1%-49.9%。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介绍，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平均实际有效税率下调到41%左右，中国对美国实际有效税率则大概在28%左右。另据申万宏源证券的一份研报显示，5月12日以来，美国对华进口平均关税税率降至42%，总体平均税率降至16%，仍处于历史高位。

　　40天以来，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全球乃至美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警告称，不断升级的美中关税战可能使两国货物贸易额骤减80%，这场冲突占全球贸易比重达3%，势必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前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指出，一味孤立打压中国企业将“削弱美国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最终损人不利己。

　　90天谈判期后会发生什么？无人知晓。朱海斌预判，90天的暂停期内，关税变化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人们抱有希望，4月前美国对华加征的20%关税能否继续下调；另一方面，需要足够重视中美之间谈判的广度和复杂程度，24%的“对等关税”在90天内暂停，并不意味着不再回来。关税风险不排除再次回升的可能性。

　　企业家、经济学家将4月关税战解读为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他们在观望：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如何处理消除贸易逆差与维持美元国际地位的“特里芬悖论”？下一阶段，“平行的全球化”与中美新冷战是否会到来？

　　5月18日，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在中国人民大学警告，作为世界大国，中美两国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紧张局势。“脱钩”可能造成超乎想象的坏结果，贸易不再顺畅，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向《财经》表示，中美关税战表面是国家间贸易冲突，实则向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提出了“刀刃向内”的深化改革信号。美国发起关税战，根本目的是解决自身的矛盾，中国亦须直面扩大内需、同其他国家分享市场等，直面复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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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税落地，中国出口的韧性

　　“目前义乌市场，大家都很淡定的，没有那种‘天好像要塌下来了’的氛围。我也感觉好奇怪，多少都会有点影响的，但是大家好像都没把关税太当一回事。”李二桥说。

　　双童吸管公司主要生产一次性的可降解吸管、杯子等产品。1994年成立后，这家企业就以外贸为重。2002年之后更加注重国内国外市场并重发展，从2009年开始，内销出口长期保持在对半分状态，出口以欧洲和日本为主，美国大概占10%出头。

　　4月2日，美国发动关税战后，李二桥赶紧让员工统计：车间正在生产的货物、仓库待发出的货物、已经发出的货物，零零总总，共有上千万元左右的货值。一些货物已经发货，正在海上漂着，客户是否能够完成收货、货款能否顺利收回，彼时还是未知数。

　　大部分客户立即通知，停止生产。等待三天、四天后，一部分美国客户明确告诉双童吸管公司，已经生产的货物，正常发货没关系；没生产的产品，暂时先别做了。还有大约10%-15%的客户要求双童继续生产、正常发货。“五一”节后，更多订单恢复了生产。

　　除了双方多年合作积累的商业信誉，这背后是义乌小商品不容低估的竞争力。

　　李二桥举例，一个集装箱的吸管，货值1万多美元，加145%的关税，变成2万多美元。然而，美国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变动并没有那么强烈——采购商以一包2元人民币的价格进货，售价可能是1美元，6元-7元人民币。采购成本变成4元后，终端的商家只需要加0.3美元，基本就可以覆盖掉关税的成本。义乌小商品货值低，韧性也强。

　　“三年疫情，海运费高速上涨，最终都是我们的客户自己承担掉了。现在关税上涨，没有当时的海运费涨得高。”李二桥说。现在好几个OEM代工客户都让改价格标签，从原来1美元一包改成2美元一包。关税的成本最终还是美国消费者承担。

　　贸易秩序的裂解和缝隙共生，货代行业还出现了一些心照不宣的降税办法。

　　董纯的公司发现，通过DDP方式（双清包税方式），最终出口产品的费用含税每公斤只增加了1美元-2美元成本。一台咖啡豆烘焙设备，最轻的是150公斤，算下来，一台机器的中间成本增加大约150美元，而非3000美元的关税翻倍，影响不算大。

　　DDP适合货值较高、体积相对较小的产品。此外，美国的海关抽查也并非铁板一块。当地时间4月16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宣布就关税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特殊时期，加州政府正与特朗普唱反调。它更加倾向于睁一眼闭一眼。”董纯这样理解。

　　“与平时物流波动并没有太大差异，反而让美国消费者更倾向于中国产品。”董纯甚至发现，特朗普的关税战招致第三方国家的反感，中立群体开始分化。一些欧洲客户或许是出于同情，或许是出于喜好，开始站队中国，反而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产品。

　　中美关税鏖战正酣的4月，董纯在美国参展。参展前，他忐忑得弄丢了护照，一度想打退堂鼓。意外的是，没有一位客户在交流时提及关税障碍，美国商家对中国产品的欢迎度依然很高。美国消费力强，参展中途，董纯的企业已经开始争夺明年醒目的展会位置。

　　很显然，国际贸易有一套不听命于特朗普、独立于政治系统以外的运转规则。

　　双童吸管的产品最终将抵达沃尔玛的货架，或是经由一些外贸公司直接供货给Temu、亚马逊等电商平台。美国抬高关税、压力的连锁反应，最终从中国工厂传导向美国消费者。进入5月，美国大型零售商已经承受不住。沃尔玛CFO（首席财务官）雷尼表示，价格变化可能会在5月底生效，6月价格将大幅上涨，其中食物将是重灾区。

　　沃尔玛在美国有超过4000家门店，主要客户群是中低收入群体，关税正给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5月17日，特朗普施压零售巨头沃尔玛“自行消化”关税成本，不要涨价。他认为这家零售巨头去年赚了数十亿美元，远超预期，应自行承担商品成本涨幅，不应该转嫁给尊贵的顾客。然而，特朗普能否掌控市场的价格波动，并不由他说了算。

　　根据光大证券的报告，中国对美出口的智能手机、计算机、半导体以及其他零售药品等，仅有印刷电路组件价格高于全球水平。耳机和麦克风、体育娱乐用品、塑料家庭用品、空调机零件、其他钢铁制品等，价格优势明显，关税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价格优势发生逆转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家具等大类。不过该类产品规模，仅占2024年美自中国进口额的7.6%。

　　青岛星源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定制的金属件，用于汽车、农业机械和配件等领域，对美出口业务占七八成。外贸经理刘洋告诉《财经》，美国客户短期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并且同意承担关税、接受增加关税成本后的价格。上一批货物，客户担心关税情况继续恶化，甚至定了飞机来中国运输货物，眼下，应该就快要到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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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贸易重构，企业未雨绸缪

　　中国出口短期仍坚韧。一些市场机构预测，中美互相下调关税后，4月积压的部分美国订单将得到释放。逐渐进入美国圣诞节备货旺季，二季度中国出口或保持一定增速。然而，长远的变数在90天之后。如果美国对华关税加征至50%以上，两国可能会发生贸易“硬脱钩”。而随着90天谈判的推进，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版图亦在重构。

　　例如，关税会影响星源金属科技公司开发美国的新客户。尽管关税近期有所下调，美国对其产品仍保持40%左右的关税税率水平。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降价、降低生产成本来开发新客户。而实际上，近年来国内外市场供需失衡，中国大部分制造企业的净利润并不高。星源金属公司的毛利率只有20%，最多只能再降5%，保留15%的利润空间。

　　李坤是天津重钢机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市场普遍乐观的时候，他倾向于悲观一些；市场转为悲观的时候，则相对乐观一点。在李坤看来，美国迟早会在其他市场找到新的供应商，以弥补中国产品满足的需求。尽管此次中美会谈大幅下调了双边关税，我们也不能盲目自信，仍然要看到这些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趋势。

　　天津重钢机械主要生产多行业的非标机械设备，每年八九成以上的营收来自国际市场，出口分散在60多个国家。美国市场占比不大，但依然举足轻重。2024年，他们接了近1亿元人民币的美国订单，为美国客户生产采矿设备。这些设备在矿山投产后创造的效益，远远超出其自身价格。关税抬升至145%，客户也没有叫停生产。当初这笔合同签的是FOB价格，关税加到客户头上。关税下调之后，预计美国客户额外增加了20%的成本。

　　无近忧、有远虑。“最终客户亏了，将来你也没有竞争能力了，对吧？”长期以来，天津重钢机械没有聘请过海外销售人员，全靠“会说话”的硬核产品开拓国际市场。2024年10月后，李坤感觉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趋势愈发猛烈，也紧张了起来，亲自抓海外销售一一拜访老客户。新的客户也在开拓。一些国家成本高，就建立办事处。他考虑在一些国家成立小工厂。“不管关税变不变，必须走出这一步——出海。”

　　90天暂停期带来一时风平浪静，全球贸易环境依然动荡不定。5月18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若各国在90天关税暂停期内未达成贸易协议，关税税率将很快恢复至“对等”水平。特朗普威胁称，若不以诚意谈判，关税将回升至4月2日的水平。眼下，令中国企业苦恼的不仅是关税税率，更担心美国的一项政策随时改变订单流向。

　　国内船舶行业已被盯上。2月2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的提案，计划对中国制造商船及中国海运运营商进入美国港口征收高额费用。当地时间4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正式公布其对船运业的“301调查结果”，宣称相关收费措施将在180天后正式实施，分为两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从2025年10月14日开始，美方将根据船舶每净吨位50美元的标准，向任何由中国经营者经营或由中国实体拥有的船舶收取所谓“海运服务费用”。这一数额将在三年内，以每年30美元递增，至2028年的每净吨位140美元。对使用中国建造船舶的海运服务商，则根据船舶净吨位或集装箱数量收取费用，选两者中价高者。

　　从2028年开始，美国将限制外国建造船舶开展液化天然气运输业务，并在此后22年，逐级要求增加悬挂美国国旗和由美国运营的船只占比，直到2047年该占比达到了15%。这些举措尚在酝酿之中，就已经开始影响市场的抉择。部分国际船东担心使用中国建造的船舶会在美国面临天价港口费，3月，韩国造船业短暂超过中国，拿下全球新船接单量冠军。

　　2024年中美货物贸易额达到6882.8亿美元，其中5246.6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36.2亿美元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2024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约3610亿美元，中国对全球商品贸易顺差近1万亿美元，对美顺差约占全球顺差的36%。

　　这是特朗普千方百计希望扭转的局面。张燕生向《财经》指出，美国贸易的逆差问题背后，根源是全球失衡、由谁来承担再平衡责任的问题。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之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承担着供给国际清算工具的功能，势必要求美国保持贸易逆差。这在美国国力强大时，尚可持续。一旦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危机，局面将难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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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不止关税，中美谈判如何推进？

　　张燕生认为，不应简单将特朗普关税政策视作其无知之举。美国关税矛盾的爆发酝酿已久。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现短板，今后由谁来提供公共产品？仍待各国博弈谈判。

　　而美东时间4月9日，特朗普宣布立即对多个国家实施为期90天的“对等关税”暂停措施，在此期间，普遍关税将降至10%。迄今为止，90天暂停期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一的进程。

　　目前，美国仅与英国关于“对等关税”达成协议，与欧盟、日本、加拿大、越南、韩国等贸易伙伴的谈判均遇到一定阻力。当地时间5月8日，英国成为首个与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但英美贸易协议仍是一个需要填充细节的框架。美国继续对大多数英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英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和钢铝产品的关税较4月初有所下调。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诺增加进口美国牛肉的配额，取消对工业乙醇征收的关税等等。

　　5月18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美国正侧重与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敲定协议，但未说明关税恢复“对等”税率的具体速度。一些主要国家正展露出谈判强硬态度。欧盟表态，不能接受美国10%的所谓普遍关税。欧盟不会任人摆布，美英协议并不是欧盟的模板。当地时间5月19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在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不会因时间限制而损害自身利益。此番言论释放出日本不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的信号。

　　中美暂停关税战的时间，相比其他国家稍晚。根据5月12日发布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中美互相下调关税税率后，中美双方将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协商可在中国、美国，或双方商定的第三国进行。而日内瓦当地时间5月11日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表示，中方在经贸谈判中从来追求的都是双赢的成果。任何可能达成的成果也一定必须是符合中方自身发展利益的。

　　目前，美国对华20%的关税能否减免，成为外界关心的谈判焦点。2025年2月、3月，美国对华两次加征10%的关税。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从逻辑上讲，这一关税是可以重启谈判的，关键在于中美双方如何合作来消除芬太尼对美国民众带来的伤害。但预计美方不愿意就此与中方谈判，因为美方的目的就是向中国多征关税以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和收取更多的关税。

　　李迅雷建议，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全面经贸谈判，不只限于关税。谈判应涉及打压中国海事、航运和造船业的301调查、特朗普颁布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等内容。这些政策以安全为借口，限制中国投资美国及美国投资中国。假如90天谈判没有进展，则中国将在90天后，要被加征47.4%的高关税，中美经贸脱钩风险将大幅上升。无论是芬太尼关税还是所谓的全面“对等关税”，都应该据理力争，要求美方给予减免。

　　尤其《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涉华内容一部分限制美国对华投资，同时间接影响中国二级市场，并加大了中概股的监管压力与退市风险；另一部分限制中国对美投资，譬如限制中国投资美国战略部门、限制“外国对手”投资敏感设施与新兴技术等等。

　　同时，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提醒，美方关税行为具有明显的特朗普个人特征。纵观其过往交易，极限施压缓和后仍可能反复摇摆，抬高综合要价以攫取利益。但加征关税、要求他国加大采购，叠加美元贬值，短期或能实现美国贸易逆差收窄的目标。

　　许多中国企业做好了应对长期贸易摩擦的准备。刘洋告诉《财经》，青岛星源金属科技公司下一步瞄准了南美的金属件增量市场。东亿洋山科技公司预计，其咖啡豆烘焙设备未来几年在美国仍有5%的增长，同时计划开拓沙特、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市场。“我们的产业链韧性还是蛮强的。我觉得心态要乐观，同时要做最坏的打算。”李二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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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本位，贸易逆差的结构性困境

　　各国贸易协议在90天内谈妥之后，能否实现特朗普的既定目标，仍是未知数。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的研究回顾，美国历史上共发起过七轮贸易战。关税制裁的效果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制裁往往引发对手国反制并反噬本土产业，甚至加剧美国经济萧条。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引发全球报复性关税，大萧条进一步恶化。

　　特朗普在首任总统时期发起的中美贸易战，亦未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第一轮中美贸易战前，2015年-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连续四年下降，从5670亿美元，下降至3509亿美元。而2018年关税战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呈现快速扩张的趋势。2019年为4211亿美元，2024年扩张至近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的货物和服务逆差在2018年后快速上升。2018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总额为6210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实现顺差，达到2702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总额为8913亿美元。2024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总额达到9184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顺差增至2933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则达到破纪录的1.21万亿美元。

　　2024年美国商品进口总额达到新高3.3万亿美元，商品出口总额接近2.1万亿美元。表面上看，第一次关税战，特朗普未能扼杀中国出口，是因为供应链重构、大量商品经过转口贸易出口至东南亚、墨西哥、南亚等地区，最终加工成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

　　但深究起来，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指出，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主要成因是美元。

　　时针拨回至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二战收尾，全球旧秩序刚被摧毁。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开会，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诞生，建立了全球货币体系蓝本。全球金融扎根于新的秩序中：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可随时向美国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作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向成员国提供美元贷款支持。

　　但不同于被选中的“怀特方案”，当时还有另一个备选方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建议，设立国际清算联盟，发行超主权货币“班科”（Bancor）作为国际支付工具。各国货币与班科挂钩，而非与美元挂钩。然而，由于英国战后实力衰退，该建议被美国摒弃。

　　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始终面临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的内在缺陷，即美国需要在持续输出美元以满足全球对国际清偿力的需要，以及保持充足的黄金储备以实现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之间进行艰难抉择。另一方面，战后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经济复苏带来的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快速变化，成为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上世纪70年代初，为摆脱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社会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赤字的困境，减缓美元暴跌、大量黄金外涌的危机，美国尼克松政府决定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此后，全球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2.0时期”，美元与黄金脱钩并继续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美国进入债务经济发展模式，只需印钞就能去外国购买所需的商品；美国买东西所花费的美元，再通过出售美国债务重回美国，变成美国政府或公司可以支配的现金；这些现金通过工资和福利支付给美国人，使其有能力去消费那些从外国买来的东西。

　　这即是美国逆差的根源。在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国获得了向全世界征“铸币税”的权力。美元凭空带给美国的购买力，显著推升了美国的内需，让美国从顺差国变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解体后的逆差国。

　　而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顺逆差只是表征。特朗普希望改写美国的贸易逆差，实现再工业化，并且还要缩小美国社会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实则需要重构二战后的国际经贸秩序。与上一轮贸易摩擦不同，当前，世界贸易组织（WTO）引领的全球贸易秩序面临治理规则的激烈动荡。美元在此轮危机中罕见的贬值表现，动摇着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36万亿美元的美债螺旋能否持续存疑，亦增添了眼下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借鉴上一轮贸易谈判经验，许多经济学家提醒，需要警惕2025年中美经贸谈判反复摇摆、高开低走的风险。2018年3月，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25%关税，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开启。2018年后，中美双方曾前后三次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关税，但随后美方又三次单方面升级对华关税，导致双方谈判受挫。直到2020年1月中美正式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才告一段落。

　　在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看来，中美5月达成阶段性协议缓解了“硬脱钩”的剧烈冲击，这并不是问题的终结，后续谈判仍然有很多挑战。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安排下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格局无法持续，中美双方的经济都需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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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刃向内，中美两国的改革难题

　　在张燕生看来，美国发起关税战背后，反映的是全球秩序失衡。现在各国分歧在于，由哪一个国家来为全球失衡买单？一个理想的谈判结果，应当是中美共同努力来治理和应对全球失衡的矛盾。因为全球失衡的极端情况是危机，全球危机的极端情况就是战争。

　　“中美两个大国不该互相指责，应该从全球福祉角度为应对全球失衡作出共同的努力。不是为了美国，也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世界。”张燕生说，关税战破坏旧世界非常容易，但怎么建设新世界是一个问题。美国发起同中国乃至全球的关税战，本质目的是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中国也应该借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时机，推动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中美的竞争比的是“谁利用中美竞争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和效果更好”。

　　美国需要解决自身的问题，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的话，就是“刀刃向内”。

　　特朗普的政策脉络很清晰。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介绍，“特朗普2.0”时代不变的是美国共和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三大政纲——对外加关税、对内减税和严控移民。这与特朗普1.0阶段的执政思路一脉相承，只是，眼下美国的经济形势跟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时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形势在2017年时刚走出低通胀，彼时美国经济可以承受2018年-2019年针对中国第一轮贸易战的影响，可以消化通胀因素。

　　然而，今非昔比。邢自强指出，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经济呈现“两高一后”的特点——高通胀、高财政赤字，经济和市场已经处于这一轮周期的尾部。如果特朗普竞选期间的三大政纲一一落地，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关税溢价，美国企业进口的物料成本上升，美国通胀就会水涨船高。严控移民，削减劳动力的供应，会进一步造成物价的上涨。

　　日前，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美国失去了三大国际评级公司的最高主权信用评级。

　　特朗普豪赌国运能否成功，有待历史来验证。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扩大内需。2023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7.5%，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7.4%，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0%，居民消费占世界的11.4%。中国经济复苏不够强劲的症结在于，生产大于消费，必须依赖外需，202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到全球贸易顺差的41%。

　　“扩大内需不是经济概念，不是宏观供给与需求平衡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张燕生对《财经》说，这是一项事关中华民族的全局战略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一个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开放规模巨大的国家，经济增长不能建立在依赖外需的基础上。“大国不可能靠拿别人的奶酪发展自己，大国必须跟全球分享自己的奶酪。奶酪就是市场。”

　　最关键的切入口，包括坚持运用法治手段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优化营商环境，多给民营企业松绑，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包括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从根本上改善民众的消费能力；亦包括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针对中央及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更多向促消费倾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缩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水平差距。有研究表明，政府对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1元，将使得居民消费增加1.86元。此外，加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尽快提高政府一般支出中公共卫生支出的比重，争取到2030年由目前的3%左右提升至6%左右。由此，将明显减轻农村居民的医保缴费负担。

　　李迅雷指出，由于GDP考核的主要在地方，财政政策通常会侧重在投资方面发力。建议今后建立促消费的考核指标，加快向消费转型的步伐。今年的财政赤字率还应提高0.5个百分点，增加7000亿元左右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促消费。例如，继续追加以旧换新规模，将补贴范围从耐用消费品领域扩大到一般消费品，从商品消费扩大到服务消费。

　　在张燕生看来，保持战略定力，保持底线思维，保持历史耐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中国目前应对关税战的最佳策略。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贸大国，如果脱钩，其他贸易伙伴不得不选边站，这对世界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张燕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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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贸易正感受“关税痛苦”

2025年05月30日 06:44 环球网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杨舒宇]大豆市场的持续疲软令不少美国种植者感到担忧。“今年，美国农民面临的前景是——几乎没有机会通过出售大豆获利。”5月27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农民库尔特·奥努特卡告诉布朗菲尔德农业新闻网：“我们需要提高大豆等农作物的价格。今年种植的这些作物可能会亏本，所以我正在努力寻找销路。”在艾奥瓦州北部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奥斯汀·查尔森也表示，如今他的作物利润空间很小，“今年大豆等很多农产品的价格几乎等于或低于生产成本。”

　　特朗普政府对于国际贸易政策持续的不确定性给美国粮仓和贸易商的收入蒙上了阴影。多家外媒关注到，由于与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的关税缺乏透明度，今年美国新农产品作物的销量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截至5月1日，美国新作物出口销量远低于5年平均水平：大豆下降88.2%，玉米下降26.9%。专注于谷物市场信息的“UkrAgroConsult”网分析称，中国今年没有购买美国大豆、玉米或小麦，而是增加了从巴西的大豆进口量。中国暂停从3家美国公司的大豆进口，并与阿根廷出口商签署了大豆、玉米和植物油的购买协议。而美国大豆的主要市场墨西哥和日本，以及小麦的主要市场菲律宾和韩国，其新作物采购量均低于平均水平。

　　“贸易战可能对美国的关键出口贸易造成持久损害。”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称，4月初，美国政府对华发起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双方在一系列针锋相对的举措中将彼此商品的关税提高了100多个百分点，此后中国对美国大豆和猪肉的进口量开始大幅下降，而在以前，二者是美国对华贸易中最重要的两个出口类别。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24年美国农民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价值超过128亿美元。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3日当周，中国购买了超过34万吨美国大豆，但截至5月1日当周，中国购买量下降至6.8万吨，并在之后一周下降为零。报道称，尽管双方在5月12日宣布达成临时协议以缓和贸易战，但美国农业出口贸易至今未能恢复，“美国农民仍感到痛苦”。

　　农作物出口销售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迫使依赖出口的美国粮商在2025/2026销售年度将更多的收入期望转向本地需求。农业信贷公司CoBank谷物和油籽经济学家埃姆克表示，一些来自乙醇厂、大豆压榨厂、面粉厂或畜牧业的本地需求支撑了农产品采购市场，同时，美元的走弱或许能吸引来自较小市场的新需求，从而部分抵消来自中国的损失。     

　　“但问题在于，华盛顿贸易政策的持续模糊和不确定性仍然对通常提前数月预订的粮仓和经销商构成挑战，阻碍新作谷物和油籽的销售。面临不断变化的市场格局，许多外国买家已转向现货市场采购，导致远期合约减少，也使依赖出口需求的粮仓和贸易商的运营变得更加复杂。”埃姆克这样分析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