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占主导 生还是不生,的确是个问题,并且在各代人身上考虑都有所不同。 85后上海白领王艳(化名)本想去年要个二胎猪宝宝,但一番合计养娃成本最后还是被家人劝退了,“上有四老,下有一小,外加每天睁眼就要还的房贷,哪有闲、有钱生二胎。” 最后真正让王艳痛下决心的,是“生”与“升”的两难。尽管作为职场熟女,王艳已经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但生完孩子只休整了3个月就返岗的她,已有种“赶不上90后”的焦虑感,“如果再生二胎,那相当于职场发展基本中断了”。 “单身它不香吗?为啥要结婚生孩子。”面对父母的催婚,今年刚研究生毕业的90后尹昕(化名)不为所动。 在她看来,离婚冷静期、单亲抚养问题、职场就业性别歧视、丧偶式家庭教育……没有结婚的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而且现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难道拥有后代才算成功吗?” 对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远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表现为受政策因素影响为主,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为一半受政策因素影响、一半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生得起、养不起。”近日恒大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如是总结,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等因素,抑制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一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有的家庭则要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二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三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四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恒大研究院报称告。 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育龄期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现在的1.5左右。这一生育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而要达到世代更替生育水平,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 与此同时,像王艳这样的适龄生育女性规模也正在缩减。2016-2019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了491万、398万、715、502万。 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面对下降过快的出生人口形势,多地执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悄然转变。 继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删除了“实行计划生育”内容后,6月3日,《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6月9日,宁夏在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此前其还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在子女0至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的共同育儿假。 此外,今年以来,多地还出台了系列鼓励生育措施。比如,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广东要求全面落实产假、贵州提出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等予以辞退等。 “这些政策,有些是对过往政策的纠偏,有些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总体来说是朝着宽松的方向在发展。”但黄文政认为,相关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收效有待观察。 目前各国通行的鼓励生育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类:即财政支持(即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食品券,或减免税收)、日托和教育支持(即教育补贴)、怀孕和生产期福利(比如有薪产假)。 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辉等人发现,补贴的效果在经济意义上不显著。其在《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老龄化挑战》一文中指出,平均消耗10%的GDP作为补贴,才能使每个家庭多生育一个孩子,成本很高。 “从根本上,需要从全国层面统筹生育政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 人口问题需提前谋划 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预测,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现在来看,如果生育政策不调整的话,人口负增长的拐点可能会早于2027年到来。”陆杰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当时的测算是基于1.6的总和生育率,而现在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1.5左右了。 “无论是东亚各地的经验还是各种分析来看,低生育率越晚应对将越难解决。”黄文政强调,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20年左右的滞后,人口问题必须提前谋划。 陆杰华同样持此观点。在他看来,应该继续调整生育政策。同时生育政策也并非一放了之。“生育配套政策效果会更明显。”黄文政建议,政策制定需要首先解决0-3岁婴幼儿照护、3-6岁托管教育成本高昂的问题,如此才能有效地鼓励并提高生育率。 同时,性别不平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陆杰华强调,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很多企业都对招聘女职工态度消极,需要从制度层面强化妇女权益保障。 本期编辑 黎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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