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很难在当地人脸上看到焦虑 让袁林选择回国的原因之一——当地人对疫情的态度。 “面对疫情，我觉得澳洲人是恐慌的，澳洲刚开始有新冠肺炎病例时，我在这边就已经买不到口罩了，卷纸也买着很困难。”但当地人对聚会的热情又让袁林感到不解。 回国前，想到短期内不会重返澳大利亚，袁林戴上口罩，去悉尼歌剧院、邦迪海滩等地，拍摄了大量视频素材，渴望以此铭记这两年在悉尼的留学时光。让他意外的是，“歌剧院边上的草坪，酒吧里，都有大量聚会的人，他们不害怕吗？” 拍摄素材期间，袁林也经受了来自旁观者的非议。“有一次，我在桥边拍摄的时候，一个经过的司机看我戴着口罩，摇下了车窗，对我喊了一句‘Virus’（病毒），又摇上车窗开走了。”这些场景让袁林产生了一种剥离感，“也许回国会更好过一些。” 疫情之下，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硕士生陈思选择留在德国，3月25日是他本学期最后一门考试，但是随着学校停课，考试也随之取消。他把外出次数减少为7-8天一次，每次外出采购一些水果、蔬菜和日用品，矿泉水等较重的日用品则通过网络购买。 斯图加特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首府和第一大城市。陈思告诉记者，巴登-符腾堡州已经成为德国疫情第二严重的州，有超过4000例确诊病例，其中斯图加特有100多例。但在斯图加特的街上，却很难看得出人们因疫情而焦虑。陈思住所附近的街区也似乎和往日没有什么两样，“很多德国家庭还是在室外散步、玩，和疫情前的状态很类似”。 疫情期间，陈思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不少其他国家超市中厕纸、水被一抢而空的图片。但在斯图加特，当地超市中的水果、蔬菜、肉类以及包括厕纸在内的日用品供应相对充足，唯一短缺的商品是面粉。“可能大家囤了面粉做面包，但面包还能买到，不过口罩已经买不到了。” 此外，疫情的影响在一些细节上还是得以体现。陈思坐地铁去超市采购时发现，以往满满当当的地铁车厢如今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而在斯图加特市中心，街道上的人流量也明显减少。 实际上，斯图加特当地人对疫情的态度直到近两周才开始紧张起来。3月初时，仍然有德国同学与陈思开玩笑，说亚洲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欧洲人可以不用害怕，“我觉得匪夷所思，但他们还让我放松些，说是科学家说的。” 3月8日，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曾建议取消一千人以上的群体活动。但令陈思哭笑不得的是，一些一千人以上的音乐会观众人数被组织者削减至999人，音乐会仍按期进行。3月9日，斯图加特还举办了一场和比勒菲尔德的德甲比赛。官方只是敦促球迷注意预防措施和卫生规则。 陈思是一名摄影发烧友，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经常能看见他用相机记录下的德国街头。从3月20日起，斯图加特政府建议市民无故不要出门。陈思告诉记者，实际上如果拿相机去拍照被发现会被罚款。“以前很喜欢走街串巷搞街头摄影，现在只能偷偷去楼下的小树林拍拍风景了。” 陈思最担心的是，斯图加特大学对于校园内确诊病例的披露并不及时。“上周学校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被确认，但学校四天之后才在官网发布了消息。”陈思未雨绸缪，专门去了解一旦感染新冠肺炎需要如何就医。他告诉记者，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开通了24小时咨询热线，留学生、华人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了解自己的症状是否可能是新冠肺炎。“如果真的出现了症状，我们第一选择肯定是打给大使馆，因为是中文服务，不用担心语言的障碍。” 除了大使馆的咨询热线，德国当地民众还可以预约家庭医生进行初步的检查来判断自己是否感染。陈思告诉记者，即使要进行咽拭子取样，他们可以去指定地点通过一个窗口由家庭医生完成检测采样，“就像外卖窗口一样，全程无接触。” “周围的人怎么一点都不急呢？”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读的硕士生杨静也有相似的困惑。 1月底，已有新冠肺炎病例在新加坡出现。“我看到超市里有人在排队买口罩，口罩都被抢空了，但是很奇怪，街上都很少见到有人戴口罩，戴口罩的都是中国人。”杨静说，当地人对待新冠疫情的态度是“割裂”的，一方面大家会去超市里抢购口罩、卫生纸等物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新冠肺炎疫情很少成为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 “疫情蔓延到全球后，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学校纷纷宣布取消面授课堂，3月中旬，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已出现两名新冠肺炎感染者，但我们迟迟不停课。”杨静看到，她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依然在坚持面授课程，防护措施也没有她期待中那样完善。“学校只取消了50人以上的面授课程，我所在的班级有40余人，全部的课程、考试都在照常进行，我的室友是学电气专业的，他们还在照常做实验。”杨静说，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室门口，张贴了二维码，学生在在进入教室前可以扫描二维码，填写表格记录个人信息，以便追踪潜在接触者。但“是否填写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我有事着急上课，就会忘了填。” 临近期末，杨静又多了一重心理压力。“在家实在学不进去，白天我通常会去学校的图书馆学习，到了期末，图书馆里的学生更多了，而且大家经常挤在一张桌子上学习。”杨静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学习时，对面一位亚裔同学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但没有人觉得异常，反而是杨静戴着口罩行走在图书馆时，周围的人会自觉远离她，有时还会投来鄙夷的目光。“他们觉得，只有患者才会戴口罩。” “我们学校在新加坡的郊区，从图书馆的楼顶上看，能看到柔佛海峡。”3月17日，杨静看到新加坡邻国马来西亚宣布封国的消息，她又陷入了紧张情绪，去超市买了米、面、肉制品、鸡蛋和蔬菜，又买来了洗手液和卷纸，以防万一。 疫情之下，杨静在新加坡的日子还能照常过，只是会在上下学的路上避免人群聚集的地方。前几天，她收到学校发来的邮件，南洋理工大学终于要全面进行网络授课了，但考试形式将维持不变。“我们学校已经出现9例新冠肺炎患者了，他们怎么就不着急呢？”杨静哭笑不得。 受疫情影响，原本热衷街头摄影的陈思只能偷偷到住处楼下的小树林里拍风景。 受访者供图
相隔千里的牵挂 “新冠疫情，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留学生打全场。”虽然这只是一句对留学生的调侃，却有留学生表示，“打全场”几乎是他们的真实状态。 “有时候，相比于在千里之外担心家人，我宁愿自己处在一个较为危险的地方，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中国疫情严重的那些天，杨静几乎每次看新闻都会哭，担心家人感染。她几次情绪崩溃，给家里打电话的频率是平时的三、四倍，反复叮嘱家人不要出门，不要聚集，戴好口罩。还通过网络捐款的形式，为中国抗疫出了一份力。 看到中国的疫情有好转，杨静紧张的心情开始有所放松。转眼再看看自己所在的新加坡，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以每天十几例、几十例的速度增长着，又变成了家人不停给她打来电话，叮嘱她戴好口罩，减少出门次数。
袁林的爱人家在湖北宜昌，澳大利亚疫情暴发前，袁林和爱人每天都盯着疫情滚动数据。“看着国内增长数字，心都碎了。” 朱赫收到了来自母校的关怀。3月20日，他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国际处的通知，学校将为在海外交换的学生寄出一批口罩。 中国疫情发生时，邱邱和她的同学在纽约想方设法为国内的同胞寄送口罩。“我们联系了纽约很多厂家，对接国内负责接收、发放这批口罩的人员，饱经周折，才把口罩寄送回国内。”而今，却是邱邱的妈妈想方设法从国内为身在纽约的秋秋寄送口罩、防护服等物品。“这种感觉挺神奇的，疫情之下，人类命运紧紧相连，亲情的定义也更加丰富。” 3月22日，纽约宣布封城。从住处的阳台向外望，纽约昔日繁华的街道上已不见人影，邱邱将在这里度过一个充满未知的“长假”。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林伶、朱赫、邱邱、蔡晓、袁林、陈思、杨静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樊朔 戚望
| 
楼主: 驻在平安夜前夕
楼主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