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新发传染病一定要尊重科学 《财经》：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如何处理公共管理与科学规律的关系？ 王立铭：我只是一个科学家，不是一个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从我的角度建议，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比如处理新发传染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不能仅仅考虑公共管理本身的运行逻辑。 从单纯公共管理的角度说，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确实都很重要，但是突发的传染病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受人们主观意愿控制。公权力能规范人们的行为，却无法约束病毒。 《财经》：导致这次疫情蔓延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充分尊重科学。 王立铭：管控公共卫生危机，首先要尊重科学，尊重专家，不能取代专家的专业指导。 《财经》：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信息庞杂，如何辨别真伪，如何处理“谣言”？如何才能避免民众不反应过度？ 王立铭：在数字时代，信息鱼龙混杂是无法避免的现象，需要考虑的是怎么应对和与之相处。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当不实信息出现后再去应对，无论如何都晚了。如果发生冲突，反而会增加人们对不实信息的关注。 最好的应对方法是让真相比谣言跑得快。不是忙着辟谣，而是建立更好的平台，让那些掌握专业知识、又掌握传递信息技巧的一线工作人员在这里密集发声。理性的声音多了，人们自然就不会去关注那些听起来就像谣言的信息。 《财经》：有社会学家建议，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当组织庞大的专家团队像播天气预报一样，二十四小时和公众保持信息沟通。 王立铭：信息场就是这样，理性的信息越多，谣言的空间越小。包括媒体报道，一定要用科学规律来把关。 《财经》：怎么评价媒体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 王立铭：一些传统媒体在这次疫情当中表现很优秀，在严峻的形势下还能够深入一线挖掘出大量第一手信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疫情发展的不同侧面。这可能是近年来严肃媒体很难得的一次集中展示。 如果说不足，第一是严肃媒体的数量太少，向老百姓传播的声音还是有点小。第二，媒体在专业性上仍然有需要提高的地方，报道专业问题应该有调查验证，至少咨询第三方意见，这应该是媒体的行为准则。 《财经》：在科学问题上媒体怎么样才能做到客观和理性？ 王立铭：比如说吧，最近一些媒体以标题党的形式爆出所谓“重大进展”，比如双黄连、克立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阿比朵尔等药物在还没有充分验证和数据支持的时候就被宣传成特效药，大量疫苗研发的工作都还在极早期，连动物试验都还没有做，就已经被吹成了“疫苗快来了”，等等。这些消息激发了公众不切实际的幻想，好像战胜新冠肺炎可以指日可待。 一个专业媒体的基本素养要求他在报道不太懂的新闻时，需要有事实核查，需要有第三方意见。可是在这次疫情报道关于药物和疫苗的报道中，大部分只引用某专家的说法，动辄宣称“突破”。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这一方面是专家自身的职业操守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媒体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管是什么媒体，都应该明白一件事：在讨论疫情这么一个自然现象时，一定要用科学来把关。 《财经》：由于用药问题，这次疫情再次引发了中西药之争。作为一个科普作家，你怎么看这场争论？ 王立铭：我一直不同意中西医之分，而是更愿意讨论经验医学和证据医学（或循证医学）的区别。所有医学，不论中西，诞生之初都是经验医学，医生们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感受来治疗病患。但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纳入到循证的逻辑体系中，依靠数据而不是经验，特别是所谓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来判断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是否安全有效。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经验医学的一部分，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大量的宝藏值得挖掘——青蒿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要做到挖掘宝藏，中医一定也需要纳入到循证医学的系统里去，才可以真正具有生命力。具体是做严格的临床试验，还是有别的方法统计真实应用中的数据，这些策略可以讨论。但是这个大方向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有一些中药已经在主动接受数据化、证据化的审查。 《财经》：有一些中医拒绝纳入循证医学系统，排斥数据化和证据化。 王立铭：说话得讲证据，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如果没有办法用数据和证据来描述，那不就是玄学么？我觉得，凡是拒绝数据化和证据化的医学都是过时的，不论中西，都没有生命力。 我相信，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用亲身体验筛选出来的东西，肯定有不少是真正值得挖掘利用的，但前提是它接受用数据化的方式来审视。如果主动放弃数据化，甚至认为数据化是对它的侮辱，那么就真的有被淘汰掉的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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